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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郑永年

郑永年:选举制度改革与香港的未来 | IPP专访

04. 09, 2021  |     |  0 comments



现在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香港的短板是什么?如何在大湾区背景下把这些短板补起来?(图源:新华社)


IPP评论:中央最近在大力重申爱国者治港。您觉得这时提爱国者治港,必要性和迫切性是什么?


郑永年:修例风波之后,香港参加暴力活动的大都是年轻人,甚至连14、15岁的人都去参加。我一直在问:是谁造成了这种情况?是谁在治理香港?我们总不能只怪1997年前的港英当局或者之后的外国干预。港英当局的遗产和外国的干预的确影响了香港的发展,但也有其它更为重要的因素。所以,现在重申“爱国者治港”是非常必须的,必须把问题的根源找出来,前些年那样的风波不能再重演了。

“爱国者治港”的提法天经地义,以前邓小平先生跟英国人谈判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,当时香港的左、中、右各个派都承认这个基本原则。“一国两制”的前提是一定要认同“一国”,“一国”与“两制”不是互相平衡、不交叉的两件事情,“两制”是“一国”内的“两制”。


但问题是什么样的爱国者治港?爱国者治港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和表态的问题,这些大家都可以做。真正的爱国者在治理香港的过程中,就应该深入香港社会,了解香港社会,去思考香港为什么在1997年回归后产生了今天的这些问题?要一条一条地去找,然后再一条一条地解决问题。如果没有立场就治理不好香港,但光有立场也不行,需要有真正有能力者治理香港。


爱国者治港,治理的关键是香港的民生问题,包括住房问题、就业、工资和福利等,尤其是住房问题。香港如果要治理好,住房问题一定要解决。这些年香港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这些民生问题解决不好,被大大政治化,并且是以“民主化”的名义政治化的。因此,参与街头活动的人都觉得自己在争取应当有的权力,具有道德正义感。经验地看,这很容易导向暴力行为。


IPP评论:香港之前的乱象,是不是因为特区行政系统、立法系统出现了一些不爱国的成分?


郑永年:“爱国者治港”并不是只要特首一个人爱国就行了,我们还需要一个执行团队和一套制度体系。香港去殖民地化的工作一直进展不大,令人遗憾。我过去长期在新加坡工作,香港的去殖民地化应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。新加坡是从制度上去殖民地化,该保留的历史遗产都很好保留下来了,该去除或者改造的制度遗产去除了或者得到有效改造。


很多历史的东西发生过了,就是一个存在,但制度性的遗产需要清理或者改造。新加坡就是这样。例如,20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政府,遇到了殖民地遗留的“新加坡律师协会”的挑战。李光耀通过一系列雷霆万钧的措施,巧妙地进行路径重造,创设“新加坡法律学会”,重塑了与政府同心同德的法律共同体,迅速地将社会动荡的萌芽掐灭,为新加坡之后几十年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夯实了稳固的政治基础。


香港所做的似乎是把应当保留的历史去掉了,而应当去除或者改造的殖民地的制度则全都保存下来了。或者说,只是把一些表象的殖民地历史去掉了。比如说香港的高等教育,香港有5所高校排名进入世界前100名,但是香港高校的毕业生,除非拿到英美高校的博士学位,否则就没有资格回香港高校担任教授。香港的大学里有多少香港本地教授?有人说这个现象是高度市场化原因造成的,但是哪一个国家的教育完全让市场来主导?没有。


香港金融服务业是最发达的,但金融业给香港普通老百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?香港人可以炒股,仅此而已。金融业从业者有多少是香港人?可以说,香港发达的金融业和教育业,对普通人没带来多少好处。不仅没有带来好处,反而带来一些负面结果,尤其是高居不下的房价。


香港面临的社会问题,包括住房问题,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。但为什么难以改变?主要是因为既得利益结构难以撼动。不过,人们也必须看到,即使这些既得利益被撼动了,香港也不见得会稳定。李嘉诚曾说“我好了,香港人民都好”,确实是这样。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,既得利益也是稳定的要素。


另外,香港就业和收入分配的矛盾一直没解决。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香港已经把制造业转移到祖国内地,这表明就业问题需要在和祖国的关系中得到有效解决。香港的服务业是香港的比较优势,服务对象本来应该是内地,但优势一直没有发挥出来。


IPP评论:目前符合爱国者治港,又懂内地,又懂香港,又懂治理的管治者,您觉得多不多?


郑永年:香港的人才资源非常丰富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时人才济济,包括商业人才和治理人才。香港缺少人们所说的政治人才。这也可以理解。在港英当局下,政治是伦敦说了算,香港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。尽管政治人才是需要培养的,但目前香港政治人才的问题是选拔问题。


首先,香港旧的选举制度选不出管理香港的人才,香港的管理者不仅是特首一个人,特首还需要行政团队、需要立法会的政治支持。其次,香港的民主化变成了泛政治化和民粹主义化,现在那么多年轻人都去搞政治,都以为自己懂政治。经验地看,无论东西方,任何一个社会搞政治的人太多了都会停滞不前。


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新加坡和台湾的经验教训。1990年代初的台湾和新加坡人均GDP差不多,但现在新加坡人均GDP接近6万美元,台湾还不到3万美元。因为台湾政治开放以后人人都是政治家,人人都去搞政治。过度政治化,尤其是以民主化的名义的过度政治化使得台湾社会高度分裂。台湾到今天为止的进步(包括一些先进的制造业)仍然获益于民主化之前所确立的专业制度。民主化之后有多少进步?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。


新加坡则不同。新加坡每隔五年只有几天搞政治,因为新加坡的选举只是持续几天,政治完了,大家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并且,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,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的政党,像中国以前的“科举考试”一样把国内大部分精英都融入进来,避免政治内耗之后,新加坡人就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。


IPP评论: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如何才能做得更好?您觉得难点在哪儿?


郑永年:香港教科书问题确实非常严重。过去,港英当局用西方观点解读中国历史,这可以理解。1997年回归后,董建华先生担任第一任特首时想设历史课,但当时没做好,没有对中小学生开设中国通识教育。但之后香港的教科书发生了“无声的革命”,越来越多的教科书演变成为“反祖国”的教科书。谁应当对这个演变过程负责?这需要人们的研究与思考。这几年香港特区政府又重新补课,但新版教科书依然问题很大,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香港老百姓的接受程度问题。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有100多年的历史,香港民众接受中国通识教育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,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。


我们应反思的是,我们在香港教科书问题上确实做得不专业、不细致,想一步到位反而导致了香港社会的强烈反弹。教科书不是一个纯知识问题,还要考虑社会接受问题。这和技术是一样的,如果社会不接受,技术再好也没用。现在香港使用的通识教育教科书编写得太粗糙,没有让真正懂香港、懂内地,懂东西方文化的人来编写。


我一直在说,香港目前的方向没错,但是还不够细致,专业水平不高。我们一定要考虑到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,香港因为殖民历史的因素,社会内部很复杂,有一些人对内地有很高认同度,但也有一些人对港英当局有很高认同度。我们在香港做工作,一定要照顾到香港社会不同群体的需要,要思考如何才能使他们接受。遗憾的是,我们忽视了这些环节,实际效果并不好。到今天为止,这个问题依然没有改变。


IPP评论:我们经常提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如何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打通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?


郑永年:这需要很多研究,关键在于,香港专业人才的比较优势怎么才能发挥好?背靠祖国内地无疑是香港最大的比较优势。包括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定位,无论是香港资本还是外国资本,都是围绕内地这个大市场来展开的,但其他方面则没有对接起来。香港的问题,如果放在大湾区这个背景下就能解决。这也是大湾区的一份责任。


如前所述,香港的制造业在1980年代开始转移到内地,尤其是珠江三角洲。香港对促进珠三角的早期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。现在香港有困难,珠三角和内地有责任承担起来。实际上,中国的高层也是这样设想的,也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。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“初心”。


但为什么香港和内地的隔阂还是这么严重?以前,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,但现在内地年轻一代崛起了,也开始看不起香港人了,造成双方互相看不起。隔阂主要是心理上的隔阂,消除这种隔阂主要还是要靠交流,但现在两地民间没有很好的交流机制。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交流方法,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交流方法,也要依靠适当的社会力量。我们现在工作还没有细致化,不够专业化,工作不能仅留在口号里。社会心理很重要,在我们强调香港人要爱国的同时也要强调内地人爱香港。这是互相的。


除了民意之外,内地的地方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做什么工作呢?两地一直在说合作,但各个部门合作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,需要做仔细的工作,从大格局上做工作。地方一把手需要发挥作用。一些问题交给一些办事人员不仅解决不了,反而会恶化问题。

媒体也一样。香港并不是说没有人进来内地。像深圳有很多香港人在工作或者创业,他(她)们身上有很多好故事,可惜没人把他们的故事讲好。或者说,讲得过于政治化,失去了原味。


IPP评论:您觉得香港的选举制度应该怎样理顺?


郑永年:民主化依然是香港未来的大趋势,但香港人需要思考有序民主化和有效民主化的问题。民粹主义的民主不是真民主。民主本身意义上是把最好的人选出来治理社会,因此你要搞选举是有条件的。以前英国也是一样,早期投票的人都有好多前提条件的,并不是“一人一票”。现在香港不可以取消“一人一票”,因为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。但候选人的入选条件要大大提高,不仅要爱国爱港,还要有经验、背景等条件的限制。


“一人一票”没问题,但我们应该先选拔后选举。香港旧的选举制度没有一个有效的选拔过程。道理很简单,如果10个都是烂苹果,老百姓怎么选也是烂苹果,所以一定要把关好,通过选拔保证这10个都是好苹果之后再通过“一人一票”来选举。或许有人会说,这不是民主?那么这些人应当看看单纯基于“一人一票”的选举制度是否会导致民粹主义,是否可以选举出有效的领导人?具有“最发达”民主的英国和美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
最近全国人大审议的选举制度草案只是一个起点,如何有效实施是关键。我觉得香港要进一步加大选拔制度建设。香港“一人一票”制度不可能倒退,但要弥补缺陷,只能通过强化选拔制度,选拔好了再让老百姓投票。这些候选人都属于一个团队,必须有一个共同方向——认同“一国”,认同香港的利益。哪怕团队中的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不统一,但是没关系。就像一列火车里面,乘客们都朝同一个方向前进,但火车里的乘客不见得要完全有一样的思想,方向一致就可以了。


香港前些年的选举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民粹主义竞争。竞争是应该有条件的,任何国家的竞争都有条件。我们不是在香港反对民主,我们要建立有序的民主,保证香港的继续繁荣和可持续发展。或者说,这样做并不是西方一些人所说的“剥夺香港人的民主权利”,而是为了更好的民主。《国安法》和这一次选举制度草案修改,对香港的未来是一个新起点。它也决定了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
IPP评论:香港一直都是内地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,您觉得香港未来还会承担这样的作用吗?


郑永年:这取决于香港下一步的发展。香港当然是联系中国和世界天然的桥梁,香港的金融业、教育部门专业水平依然很高,整个社会的服务精神还在,所以香港还是有独特的优势的。但不进则退,深圳如果保持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,如果不犯颠覆性的错误,10年、15年势必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。


香港依然有两大优势。一方面,香港背靠祖国内地可以和大湾区配合,这是新加坡和迪拜都没有的。中国从总量来说肯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另一方面,香港又和国际接轨,香港这几年尽管经历了这么多风波,但西方企业还是不想离开香港,因为这些企业需要通过香港和中国内地链接起来。


现在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香港的短板是什么?如何在大湾区背景下把这些短板补起来?这需要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仔细研究。《国安法》给香港特区政府一个法律依据和强力支持。以前香港特区政府没有足够的法律支撑,底气不足。法律是实实在在的东西,香港还有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。香港依然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,这是来之不易的,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上海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国际金融中心,但香港的中心地位依然是非常宝贵的。


中国以后要进一步深化开放,香港在教育、医疗体系、社会服务等方面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。既然是“一国”之内的“两制”,我一直呼吁大湾区一定要向香港单边开放,而不是要对等开放。什么叫单边开放?港珠澳大桥建成了,为什么不能允许香港人都可以自由过来?以前深圳特区刚刚成立的时候,内地人去深圳还要批件,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来。深圳国际化有一个天然的资源就是香港的专业人才,香港的专业人才比内地专业人才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一些。我们很多方面的落后是因为人才的落后。我们应该要用好香港的专业人才,不要排斥他们。


此外,我们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是靠政策的协调。因为中国的体制是真正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政策议程执行下去的。好多政策已经有了顶层设计,但是如何真正落地,还是需要加强。目前的顶层设计很多还是留在纸面上,应该重在行动。


香港人的企业家精神、开放和创新精神还在,所以我们应当把香港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技术分开看,不要把香港一棍子打死。香港的问题只是出在政治领域,如果能矫正过来,香港就可以继续发挥它的优势。《国安法》和选举制度实施后还可以还香港往日的繁荣的。背靠祖国内地和粤港澳大湾区,这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保障。



★ 本文系微信公众号IPP评论对郑永年教授的独家专访。

郑永年,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、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


编辑:IPP传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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